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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西部苗族经济文化

[新闻分类:苗学研究] [上传时间:2009-02-12 13:15:13] [作者:不祥] [上传者:admin] [浏览次数:4004]
 


内容提要: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由于许多深重的民族灾难严重地制约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曾出现过倒退现象。随着政府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视,苗族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相比则有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处于西部地区的苗族,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区苗族经济文化也有一定差距,西部苗族的这种现实状况已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消除西部苗族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苗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必须基于西部苗族的现实状况,总结过去,分析现在,才能展望西部苗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西部苗族经济文化发展

      为了找到西部苗族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症结,我利用假期对苗族地区的十五个村作了深入的了解和调查,其村寨包括纳雍县龙场镇的大树脚、地伟、大营、滑竹箐,猪场的台沙坝、雷打岩、海雍、倮保埃,治昆的昆寨,董地乡的联乡村、青山村、维新的土埠;水城县青林乡的海发村、发箐乡的发戛村;贵阳花溪的老梨地。总共调查了十五个苗族村寨。

      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村寨几乎都是土地贫瘠、地方偏僻的小山村。自然资源不丰富,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寨子不大,一般在几十户到几百户之间,其仅二百年左右的历史。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十五个村2787户约15812人中,大学本科生仅2人,大专生仅8人,高中生22人,中专生31人,初中生仅177人,小学生约907人,未能入学适龄儿童约603人。在从事各种职业中,高级技师仅一人,教师28人,行政干部10人,工人12人,卫生员10人,从事零售小本生意的5人,使用马力运输的8人,从事牛马贩卖的12人。而在十五个村的总耕地面积约8000亩土地中,粮食产量约2758000公斤,每人均粮食产量约300多斤。荒坡总面积约9646亩,饲养山羊不到700只,耕牛不到400头。由于粮食产量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许多村民甚至有出现断粮的现象,90%的苗民只能出外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也有不少苗族同胞寄居在城镇的角落里,靠捡废品度日,这些苗民在水城,六枝、盘县、纳雍县、花溪区等处随处可见。有部分甚至为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而不惜卖血,比如在纳雍县的有关血站并不罕见,甚至其数字会令人吃惊。由于所得费用没有多余的用于改善饮食方面,无疑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危害的。80%的苗族青年则出外打工,由于没有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煤厂、建筑工地等方面的体力劳动,有时找不到活干只能背着背箩在街上转悠,每天的工资收入相当微薄,少则二三块,多则二三十块不等,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由上述可知,西部苗族的经济文化是相当落后的,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形势下,苗族村寨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缓慢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人口素质的整体低下适应不了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原因,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恶果,使苗族历史发生了五次大倒退。第一次是尧、舜、禹时期,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三苗”战败,一部分被迫南徙和西迁,一部分避居夏王朝势力难以控制的深山老林之中,留下的部分则成为统治者的奴隶和属民;第二次大倒退是春秋战国时期,《后汉书》载:“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始置黔中郡。”楚被秦所灭,原武陵地区的苗民又遭到冲击,以致秦汉之际的长沙蛮,武陵蛮地区回复到旧的生产方式并存留着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第三次是在唐宋之际,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各民族的统治,采取了许多镇压和剥削苗族人民的措施,朝廷常派出“经办蛮事”大臣,在地方设置“巡检捕贼”,甚至颁布“杀一蛮人,赏钱十钱”的告示,迫使许多苗族逃往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深山老林,并又遭受“乌蛮”奴隶主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他们沦为奴隶或半奴隶;第四次是元朝时,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巩固统治地位,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对苗族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而进行在苗族地区封锁和隔离,不断征兵抢掠和屠杀,严重地阻碍了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使苗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保持着原始文化制的残余;第五次大倒退是清代三次苗族大起火失败后造成的。反动统治阶级对苗族起义的残酷镇压,使苗民死者“不下三十万”,75%的村寨被烧,以致“杀戮之七八,数百寨无一人”。部分义军及家属远迁他乡,13600多人被发配为奴,15万余亩苗田被夺,致使“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次,流之可复者十之二三,苗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这些历史事件使苗族的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发展被摧残,文化被践踏,习俗被更易,苗族人民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苗族社会历史的曲折性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极度缓慢性。民国时期,统治者为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在苗族地区办学,客观上促进了苗族经济文化的进步,但由于办学目的的反动本质决定了这种进步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倒退,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苗族经济文化的落后,并与其他民族的差距越拉越大。要彻底消除这种差距,改变苗族人民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要恢复和促进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迎头赶上其他民族,那是要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共同努力奋斗的历史过程。

      其次是宗教原因,苗族的祖先由于无法解释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使神鬼妖魔在他们的意识里滋生和存留,并以惊人的速度在文盲时代传播。楚国时,巫风更是盛行,《吕化春秋·孟镜头记异宝》载:“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几”。《离骚》:“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南朝时,“鄂欲计利尚鬼,病者不药而听而巫。”元人《赠医氏汤伯》云:“楚欲信巫不信医,……凡疾,不计久近深浅,药一入口不效,即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却助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清人严如煜说:“苗中以做鬼事为重,或一年三年一次,费至百金或数十金,贫者无力,卖产质衣为之。”另载,苗人“出行无论远近,必断草卜休咎,以定行止。”由此可看出,巫文化已统占了苗民意识形态的领域,早已进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之中,其流毒之远和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作为当今的西部苗族当然摆脱不了鬼神至上的巫风影响,特别是在更为偏僻和贫困的山村,巫风依然盛行。结果是鬼神至上的观念束缚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祭祀鬼神而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地阻碍了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巫风的流行,虽然在心理治疗上有一点作用,但却非一剂真正长期有效的良药,许多巫师不过是在乘机捞取一点油水罢了,正如苗谚:“迷拉不骗不胀迷拉口袋,迷拉不装不满迷拉谷仓。”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巫师装神弄鬼的目的和本质。除受巫文化的影响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我国西南发展,苗族地区的外国宗教势力很大,这些宗教的传播在观念上加深了对苗族人民思想的束缚。一战后传入的外国教会以石门坎为中心,涉及安顺、普定、织金、毕节、赫章、水城等苗族地区。外国教会势力在苗族地区的形成,一方面对培养少数高水平的苗族知识分子等起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宗教思想的传播,造成绝大多数苗民轻学习、轻经济、轻政治、轻财物等思想的滋生,不仅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竞争的意识,还成了部分人逃避现实的法宝,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许多人的进取精神,从而制约了苗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再次是地理因素,苗族村寨几乎全是土地贫瘠、矿资源匮乏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山村。由于地方闭塞,这些村寨受科学文化的影响并不大。绝大多数除了从事农业外,几乎没有涉及到其他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行业。由于科学技术在这些地方非常薄弱,在生产方式上,苗民们普遍采用牛耕人背的生产方式,劳动效率不高,生产力低下,这种粗放型经济阻碍了他们生活的改善。其经济上的困难又成了支持子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一颗大绊脚石,以致接受高等教育者寥寥无几,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结果在苗族地区形成经济和文化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

      最后是自身原因,由于经济文化生活的圈子狭窄,苗民们缺少足够的内外交流,虽然在生产和生活上积累了一定的经济,但仅局限于农业和日常生活中,对于经商之道等方面则几乎一窍不通,或不敢步入商业,或对商业浅尝辄止,或仅长期从事低竞争力,低利润的商业贸易;对饲养业缺乏基本的养殖知识,饲养牲畜不成规模,仅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饲养之,并非为了从事商业活动;除了马拉车运输外,整整十五个村2787户人家没有一辆像样的交通运输工具,苗民们对于交通运输工具的操作技术和修理技术则几乎一片空白。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和长期的闭关自守,使不少人形成安贫守旧的思想、盲目散漫的行为、多疑狭小的心胸、恋土自娱的情趣和软弱退让的心理。近年来,国家扶贫工作给苗族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但也让少数人产生了依赖思想而不思进取,以致产生“要懒大大懒,国家会照管”的消极思想。纳雍县龙场地伟大岩洞曾有几户苗族居住其中,政府给予一定扶助费用后令其迁出另建新居,可等用完政府给的钱后又搬回了岩洞里,自然是想等政府的第二次照顾。这种情况尽管属少数,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消极思想和产生的负面影响却不能不引起关注。以上种种因素,直接阻碍了苗族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落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困难外,大概还有这几个因素:第一个原因是家长教育无方,由于在苗族社会中,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有不少则是文盲,他们对如何培养孩子成才的方法存在极大的误区,一方面希望孩子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没有正确引导子女读好书的方法,甚至对孩子的学习无从着手。当孩子厌学或成绩差时,不会去找原因并设法帮孩子克服,而是采用批评、恐吓和打骂等手段,而不去诱导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并纠正学习中的错误方法,其粗鲁的教学方法反而更激起孩子的反感,不仅没使孩子搞好学习,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有的家长对孩子则放任自由,特别是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是读书和当官的料的那一小撮人,对其子女的态度是学也可,不学也可,甚者加以阻止,目的在于眼前的毛皮利益,结果使能读书的孩子失去了物质保证并最终辍学回家。例如某家庭经济条件还好,若支持他的两个儿子读书是不成问题的,但罗某却将两个儿子留在家里帮干农活,以增加劳动力。更令人费解的是,政府在该村办夜校扫盲时,罗某却对来登记的人谎称儿子是个聋子,以制止儿子进夜校。此等为人父之人,何以将孩子培养成有用之材?苗族文化知识普遍落后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环境的影响。由于在农村重农轻学,孩子们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外,回到家里不是干农活就是玩,加上大人忙而没时间和精力管管,孩子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学习。这样一来,学习自然跟不上了,于是不得不浪费时间来留级,有的则因此退学。个别学习很好,但意志薄弱,克服不了农村不良风气的影响,特别是早恋早婚的影响,使苗族学子们的学业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第三个原因是目标追求不够远大的局限。绝大多数农村孩子因受小农意识的束缚,难以打破落后经济文化环境造成眼光狭小的局面。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实际上是其逐步向经济文化领域摸索的过程,他们不可能从前人的身上获得任何现成的经验和知识。这就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经受住考验,很多人则将半途而废。而普遍的农村孩子除了课堂的学习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有用的课外书籍,有的甚至苦于看书,将汲取课外知识看成是受罪。其实这些现象根源于学习没有远大理想,他们学习有的仅为了混张毕业证,有的家长甚至仅希望孩子识得“男”、“女”两个字,进成认得男女厕所即可。有的则仅希望孩子学会一点计算,上街买卖东西不吃亏就行。短小的眼光不会做出惊人的行动,细微的目标不会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也自然不会在事业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这就是苗族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个原因是缺乏独立意识。由于接触社会不深,也不能更好地从父母身上直接获得必要的社会经验,使苗族子弟不少在学业中处于盲目状态,也易于受别有用心者的误导。此外,学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经济压力和学习压力对他们的处事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不少苗族子弟因不堪负重和摆脱不了依赖思想的羁绊,以致从艰苦的学习生活中退却了。经济困难不会设法解决,学习上不会提高自学能力,遇到疑难问题不会做出决断,这正是苗族子弟难以搞好学习的重要原因,也是苗族整体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全面进步和科学文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西部苗族经济文化水平已远远跟不上其他苗族地区和其他兄弟民族。要解决这个差距问题,促进西部苗族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上着手,才能改变目前西部苗族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

      在经济建设上,首先要搞好基础建设,要不仅要路通,也要路好。不仅要电通,也要保证全村各户都能用上。不仅要有自来水,也要使水能正常供应。同时还应在苗村创办一些农业技术培训基地,以及在培训中教授一些商业知识等等。但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上述十五个村中除了老梨地村和昆寨村有便利的公路外,其他村仅通坎坷不平的小马路,有的甚至还不通马车路,如董地联乡村的车路才开始修。有的村寨早已用上电,但有的还未用上。例如土埠村才在开始栽电杆牵电线。而象地伟村和大营村这样的大苗寨才是于去年开始通电。尽管电已基本普及各个村寨,但因电费昂贵使少数人用不上电,象在大树脚、滑竹箐、地伟、青山村、台沙坝等较边远的村寨里,每村至少存在有一至五户人家点不上电灯的情况。而且供电的情况也不太正常,电量不足或断电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在不少村里并没有自来水,人们吃水时往往靠人力去挑或背,例如大树脚、地尾、大营等村吃水很困难,其全没有自来水。有的村寨已有自来水,但水的供应不足,常出现断水,例如滑竹箐、土埠、台沙坝、联乡村等村因海拔高,水资源不够丰富,需要建造足够的水池储水,方能解决用水困难的问题。

      其次,要从村寨的实际出发,有步骤地调整农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正确处理好种植业、饲养业、加工业和商业的关系,使之在苗族地区协调发展。农村谋取发展,要靠山吃山,在“山”字上找出路,通过农业技术知识的培训和商业知识的教育,使之能根据本村的自然资源、技术、资金、能源、交通和市场等条件因地制宜,谋取并充分发挥本村优势。同时对山区的开发利用要避免和禁止滥垦乱伐滥牧现象,不仅要用好“山”,也要养好“山”,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于每个村的具体情况不同,在利用和开发的方式上不能千篇一律,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土地肥广者以种粮为主,荒地多者则以林牧为主,土肥且气候适于经济果木生长者则以果木为主,要与其他行业相适应且适当地给以辅之,做到种植业、林业、饲养业、渔业、商业等相互补充,并协调发展,以保证各个村的自然资源得到综合利用,并发挥更大的潜力。例如,地伟、大营、大树脚土地较肥沃,水资源丰富,但土地面积狭小,应以种粮为主,适当发展渔业和林业等;滑竹箐、台沙坝、海发村海拔较高,土地贫瘠但草坡多,应以牧业为主,并兼顾粮、林、加工业;土埠村有近百亩荒坡盛产野杨梅,其产多颗大质好,全村宜首先广种杨梅,兼顾粮食种地和经济果林地;治昆昆寨、花溪老利地因交通便利,宜从事运输业和商业,同时兼顾粮食栽种;发夏村、雷打岩、海雍、倮保挨的地理优势不突出,可粮林、牧、渔、加工、商业兼顾,全面配套发展。此外,国家必须实行鼓励和扶持的政策,放手让各个村自主创业,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对于在商业领域竞争力弱的行业,应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支持,使之能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总而言之,苗族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建设,离不开农业科技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在这种前提下,苗族人民通自身的努力,必然将推动苗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文化教育上,应该从三个方面大力着手:其一,必须有国家扶持少数民族专项资金作为保证,大力提高落后村寨的师资力量,改善教学条件,并对孤残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家庭条件十分贫寒者免除部分或全部学费,以此保证适龄儿童都真正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语言的影响,苗族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以苗族为主体的寨子里,对汉语并不熟悉,有少数甚至不通,使他们刚刚进入校门的时候不能学习课本知识,而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汉语,使其不得不因成绩差而留级,结果使苗族学生普遍存在年龄偏高的现象。既浪费青春,也不适应这个快节奏社会的发展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应在苗族聚居区大力培养汉语教师,从一年级起即用苗语和汉语对苗族学生进行双语教学,以提高其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其二,家长必须有培养子女成长的高度责任心,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应给予大力的支持,形成良好的风尚。许多苗族子女未能上学,其原因除了家长对孩子缺乏教育经验外,更多的是不愿为子女成长做出牺牲。特别是受重男轻女和宿命思想的影响,认为让子女上学是白费,留他们在家里帮忙还可以增加劳动力,并增加经济收入。这些狭小的眼光和心胸,不仅误了后代的前程,也影响了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要求家长必须克服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以“宁苦我但不能苦孩子”的崇高责任感给以支持,保证其完成学业。对亲朋好友及左邻右舍而言,要自觉消除忌妒心理,杜绝拖后脚、故意误导和落井下石的不良现象发生,虚心学习其优点,理解和重视知识文化对本村本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必要时给予大力的帮助;其三,苗族子女在读书过程中要自觉培养自己较强的独立意识。学习生活总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这是每个学生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要求苗族子女要勇于面对,并设法地主动地解决。同时,苗族子女要立有自己的志向,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挫折时要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并能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不移地自己向目标奋进。在学习上,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也要千方百计地学习大量的课外知识,以此弥补学习中的不足,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课外读物应多看名人传记,以增加自己克服障碍的勇气,增添实现自己理想的信心。特别是与自己目标极为密切相关的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读物,应抽时间广泛涉猎,这对自己的学业是大有裨益的。此外,由于西部苗族自身经济文化的落后,客观上要求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广交益友、远离小人、待人谦虚、谨慎、诚实、大度。要自尊、自重、自爱和自强,必要时要乐于独处和甘于寂寞,能克服依赖的思想和恋情的心理,把握好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学业。这样,苗族子女要成为时代用人是指日可待的。

      总之,西部苗族的现实状况要求苗族人民必须振作起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要搞上去,两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必须以文化教育引导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教育事业的进步,这是西部苗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转载自:三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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